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上海代表处新任首席代表水田贤治的名片比较特别：与他随员的名片相比多了一个二维码。水田贤治告诉记者，扫码进去是JETRO对日投资服务部门的介绍以及所有官方活动的信息，“这样我发名片的时候，也宣传了JETRO‘对日投资’方面的服务。”他笑道。

这处小小的不同，或许是水田贤治根据中国现在手机商务的习惯、“从自己开始”而做出的改变。在采访中，曾有7年上海工作经历、2020年9月刚回到JETRO上海任职的水田贤治回答了记者关于他对上海变化感受的问题：从“街上绿化明显增多了”“说上海话越来越少了”“汽车都在礼让行人了” “地铁里人们都在看手机”，一直到“虹桥古北变化并不太多”等等，他的回答与他的名片一样，水田贤治给记者留下了的印象是“对于‘变化’始终保持着敏感”。

与这些相比，近年来中日双方，特别是中国一方在经济环境方面的变化显然更加巨大。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日本官方贸易机构，JETRO正在努力应对这种变化。在此背景下，JETRO上海代表处全力以赴履行着总部赋予的、在华东地区两国双向经济交流协作中为双方企业服务的责任。

最欢迎中国四类企业投资

“Talk To JETRO First!”。这句JETR的口号，尽显其全力帮助日本中小企业走向世界的宗旨。现在，在JETRO对日投资服务的介绍上，对外国对日投资者也同样印着这句话。这后面的事实是，2003-2019年度，JETRO帮助外国投资日本成功案例达到2107件，其中中国企业投资案达到286件。

据了解，2000年左右是日本对华投资的高峰时期。当时日本企业对中国，尤其对华东地区的投资巨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JETRO从2003年开始了中企对日投资的服务。水田贤治从1999年到2006年在JETRO上海工作，亲历了这一个发展阶段。他告诉记者：“从那时起到现在，从国家来算的话，中国已经成为对日本投资最多的国家。”

在促进中国企业对JETRO服务的了解方面，水田贤治坦承JETRO在中国企业中的知名度不如在日本企业，这是JETRO在对中国企业开展投资日本服务中必须跨越的。因此JETRO的对策，第一是各地代表处积极举办各种对日投资相关的讲座；另外重点是与各地中国政府机构比如商务委等合作，通过这些渠道开展一些诸如商业对接等活动。

JETRO上海代表处因地处华东这个中国经济重镇区域而活动频繁，仅仅在水田贤治上任以后，就有“2019上海创新领域对日投资论坛”“中日科技企业线上对接&线上参展2020”“中国科技企业线上路演2020”等一连串活动，每次活动都有大量中日企业关注参与。细心的读者也许从时间点上发现2019年的活动是“论坛”，而2020年的活动都转为“线上”，这从侧面说明，即使疫情期间JETRO上海代表处也没有停止努力。

另外，JETRO还设有“对日投资”官方网站，详细介绍相关服务的事项。

在所有这些平台以外，JETRO还非常注重发挥媒体的作用，“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中国企业了解JETRO，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服务。” 水田贤治诚恳地告诉记者。

据资料介绍，JETRO服务投资企业的措施主要包括：提供日本各地政府的投资环境、土地建筑、税收优惠政策、发放补贴和融资贷款制度等信息；JETRO对日投资商务支援中心（IBSC）甚至还提供行业分析报告、专业咨询、特殊业务审批办理指南等等帮助，以及与政府经办人员建立良好联系、为公司准备阶段提供临时办公室（限期免费）等服务。

记者了解到，这些对企业来说颇具价值的服务是完全免费的。自2003年以来，有不少中国企业比如春秋航空、携程、唯品会、科大讯飞等，通过JETRO的帮助，已经顺利完成了对日投资。

“以前，无论什么样的投资类型日本都能接受，但是最近发生了变化。目前日本最欢迎四类企业投资。”水田向记者说明道。现在日本政府希望创新科技、高端制造、生命科学和再生资源这四类企业能多多到日本投资，期待通过与这些企业的合作，对日本本地企业的成长有所裨益，并且“为日本经济创造新的价值”。

“因此，JETRO服务的范围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目前为上述四种类型企业提供对日投资服务。”水田贤治说。

新的投资导向反映出日方在高端产业上与中国加深合作和紧密联系的意愿，而JETRO的服务使这种合作更加顺畅。“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合作成功的案例也是有的。”水田贤治告诉记者。

在代表处所提供的最新成功案例中，不但有2019年10月上海七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东京的案例，还有2020年3月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横滨的案例。

如何共同面对劳动力不足问题

在谈到JETRO如何为日本中小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服务时，水田贤治非常郑重地表示他有“重要的话”要说：“最近一周，有好几家日本企业来向我反映，华东地区制造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很突出。”据了解，水田贤治在最近数次出差中，与华东各地的日本人协会交流了一下，大家普遍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

“20多年前我在上海，有大量来自如安徽省、四川省等地的农民工，劳动力是比较富足的，工人工作意愿强。但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年轻人工作意愿已经不是那么强烈，稍有些强度或者加班等他们就会觉得辛苦，不想干了。这也是目前工厂里那些中国管理者比较头疼的事情。”水田贤治向记者分析原因，并且指出结果：“目前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或者扩大业务，中国成本越来越高已经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另一个方面，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企业近几年来水准不断提高，现在相当有竞争力。再加上今年的疫情，所以今年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是有些困难的。”

水田贤治的担忧，直观地反映出JETRO“尽力为日本企业服务”的理所当然的责任；反过来看，日本企业面临的困难，有时也会直接影响JETRO的具体业务。“中国开发区的招商部门平时与我们是经常保持联系的，他们希望通过我们JETRO介绍更多（日本）企业去投资。但是开发区企业基本上以制造业为主，现在的情况，即使去了，在投资了以后人手很难招到这样一个情况下，作为JETRO也很难向企业去推荐，这个是现在遇到的一个难题。”水田告诉记者。

虽然面对着因商业环境变化而渐次出现的困境，但与之相对应的背景则是中日两国间不断加深、日趋紧密的经济联系。水田贤治于2020年11月22日在上海市对外友协所作的一次题为《基于经济伙伴视野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从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收益逐年扩大，2019年达到2兆3235亿日元，以占比16.7%大幅领先于北美、欧洲及东盟等主要投资地。在这个环节，水田毫不吝啬地用“支撑着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收益的中国”作为标题。

所以“劳动力不太够”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是在日本海外收益的支撑部分发生的、并非个别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日本企业。中国制造业企业也在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在水田提供的资料中，记者看到从2017年起，中国对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投资以及排位逐年在升高。

水田贤治认为，劳动力不足可能是将来的一个长远的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推进自动化的生产、包括机器人的运用来缓解？水田从解决问题、最终加强合作的角度进行思考：“工厂自动化设备和机械其实也是日本企业的强项，希望能够更多引进这方面的产品来帮助中国缓解这方面的问题。”

水田同时告诉记者，JETRO从事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对接，不针对具体产品。这些是他出于担忧所做的设想，个人也会积极推进，而“JETRO可以做的是，如果有自动化设备等的展会，这些信息可以给到企业。引导企业往这个方向走。”

日企拓展中国市场 上海不可或缺

与上海长时间结缘的水田贤治即使调离了上海还是经常出差回来，“前两次进博会时，我是JETRO大连代表处首席代表，都飞过来参加了。”水田说。参加今年第三届进博会，不仅成为水田任上海首席代表后面对的最重要工作，也成为2020年JETRO在海外参与的规模最大的活动。

“我们在日本本土开了很多说明会向企业介绍进博会，也通过媒体平台刊登信息向企业宣传和招展。”水田向记者简要说明了JETRO做过的准备工作，其结果也反映出JETRO在日本的努力以及强大的影响力：在疫情条件下，这届进博会日本参展企业数量基本维持不变，展区与上届相比还扩大了面积，并增加了一项参展内容（去年：食品、医疗；今年：食品、医疗、消费品）。除此之外还有新的变化：新设立的Japan Mall展位利用VR、5G等新技术让访客体验参展商品，并且通过与阿里巴巴、京东的合作，可以当场在电商平台下单销售，实现了EC联动；另外，JETRO特别为因疫情而不能到中国的企业提供了云参展、云洽谈的机会。

除了参展成效以外，疫情是2020年绕不开的话题，这也成了水田贤治对第三届进博会的最大感受。他告诉记者：“所有的买家、工作人员，大家都是做了核酸检测、拿到了检测合格报告后进的展馆。我们可以看到和进博会同期召开的其他展会，就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这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进博会重视的程度，哪怕有几十万人同时参加这么大的一个展会，也没有一个人感染新冠疫情，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JETRO这个日本官方贸易机构以及日本参展商为参加进博会所付出的努力，透露出日本方面对于日中经济合作以及中国市场的期待。水田贤治特别指出：因为上海是国际性展会最多的城市，JETRO日本总部和参展的日本企业，对于在上海的展会包括进博会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尤其在开拓市场、企业与企业的对接方面。

“国际性的展会和进博会可以说已经成为上海的一个特征了。进博会是个代表性的展会，其涉及的业务范围特别大，所以说上海对于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拓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地点。”水田说。

期待促人努力，更促人思考。展望未来，曾一手开发出JETRO养老项目的水田贤治认为，日中之间经贸合作会孕育出新的商机：“比如医疗，日本平均寿命世界第一，医疗方面的相关服务水准也是世界顶尖的；另外在养老方面，中国老龄化这几年发展越来越快。中国发展很快，价值观变化也很快，40年代、50年代成长的一代人因为生长环境艰苦，对于养老的要求比较基础。但现在的80后、90后、00后将来老了后，想法和希望可能就会改变。这样，双方的合作机会应该是比较多的，以后的潜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