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做到保就业增收入、深挖消费潜力，让城乡居民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同时，还要增加公共消费，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每一分钱都花出最大效益。此外，还要做到稳预期促投资，让民营资本能投资、愿投资、敢投资，确保民间投资能见效、有回报。

完善公共消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找准公共消费发力点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公共消费是其中重要一环。“公共消费主要是公共部门通过直接消费，购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来向社会提供福利，如购买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扩大公共消费规模、提升公共消费效率，有新的内涵和新的作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

2020年，在各级政府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同时，民生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财政部统计显示，全国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5.2%，住房保障支出增长10.5%，教育支出增长4.4%。

何代欣认为，公共消费是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稳定我国发展转型的基础，公共部门的作用不可或缺。其中，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公共消费这个抓手来实现”。

“中国经济的转型具有长期性，供给改善和需求延伸都需要时间。公共消费能弥补市场需求不足、稳定社会总需求水平，还能解决市场机制短期难以解决的福利导向不足问题。在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中，公共消费的引领带动非常重要。”何代欣说。

对于如何更好地开展公共消费，何代欣认为，要做好公共消费总规模的测算，明确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责任，“这样既有利于任务目标的完成，也有利于财政风险防控”。

同时，还要找准公共消费发力点，确定好公共消费支出结构。“城市和农村、东中西部对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需要因地制宜，依靠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做好公共消费工作。”何代欣表示，现代财政制度下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过往的最大不同是财政要发挥国家治理作用。“公共消费应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社会福利增进，这是健全宏观治理体系的重要体现。”

公共消费范围的拓展与财力支撑紧密关联，在有限财政资金下，提高公共消费效率至关重要。何代欣认为，从国际经验看，预算绩效管理是提升公共支出效率的重要保证，要通过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促进公共消费效率提升，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每一分钱都花出最大效益。

“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群众需求日趋多元化，如入学入托、就医就业等。要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获得感，坚持公共消费为人民的根本宗旨，不断提升公共消费效率，实实在在增加社会福利。”何代欣说。

激活农村市场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邹蕴涵：进一步深挖农村消费潜力

“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如果不能进一步激活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就会名不副实，供需循环也将缺失重要一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邹蕴涵表示，“十四五”时期，要把深挖农村消费潜力摆在重要位置。

邹蕴涵认为，目前主要有三大问题制约农村消费潜力释放：收入问题、供给问题和市场环境问题。

从收入看，截至2020年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保持稳定增长。但从收入的绝对差来看，2020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是26703元，比2013年扩大了9666元，显示出虽然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依然存在一定差距。

从供给看，随着收入增加，农村居民也对升级类消费有更大需求，但面向农村市场的相关产品和服务明显短缺。

从市场环境看，“硬”环境中的基础设施短缺问题虽有所缓和但仍影响较大，不但传统的道路设施、物流设施短缺，而且信息基础设施及适应更高需求的电力负荷设施等都存在一定短板；“软”环境中，产品质量不高、假冒伪劣产品多的现象仍存在，同时农村居民消费维权难度较大。

邹蕴涵表示，进一步激发乡村消费的潜力需要从“三大支柱”入手，即居民增收、供给提质、优化环境。一是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农村居民收入渠道；二是下大力气提升面向农村地区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三是进一步优化农村软硬消费环境建设，着重做好道路设施提质升级、商业设施更新换代、电力设施优化扩容、信息基础设施扩围增量等工作。

邹蕴涵认为，未来农村消费的增长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首先，促进传统商品消费健康增长。加强引导、强化监督，确保市场主体提供安全放心的吃穿用消费品。多角度推动汽车消费再下乡，加强农村地区的停车场和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其次，推动升级类消费提质扩容。从旅游消费、文化消费、体育消费、健康消费等多方面入手，推动服务消费更好满足农村群众需要，同时推动绿色消费等升级类消费发展，不断满足多样化的民生需求。

最后，还要加快培育新兴消费。下大力气全面提升农村地区宽带用户接入速率和普及水平，降低农村信息网络使用成本。依托“互联网+”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在农村地区尝试建设“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鼓励以县城为中心试水建设“智慧商店”“智慧街区”，促进线上线下互动、商旅文体协同。

稳预期促投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投资在其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当总需求疲软引发经济下行压力时，扩大内需是引导经济恢复的重要举措。其中，投资能发挥稳定增长、优化供给结构的双重作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落实扩大内需战略不仅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还应继续把投资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

刘向东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堵点断点有所增多，产业链供应链短板突出，公共服务领域薄弱环节凸显。因此，今后要加快补短板锻长板，需要在相关领域继续拓展投资空间，在用好地方专项债等资金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后劲。

受疫情影响，2020年1月份至2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24.5%，随后投资增速逐步回升，前三季度由负转正，全年投资实现2.9%的正增长。但是，我国投资后劲仍显不足，内生机制尚未形成，实体经济领域投资和民间投资回升缓慢。对此，刘向东表示，“十四五”时期仍需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拓展有效投资空间，不仅要在补齐各项短板上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还需要发挥政府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全面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首先，稳定投资预期。发挥中央预算内、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资金杠杆效应，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保护民营企业产权，认真落实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原则，确保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待遇，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稳定市场预期。

其次，优化投资环境。以放管服改革为“先手棋”，着力解决重审批、轻监管、少服务等问题，进一步压缩审批、登记、备案等流程，提高项目从申报、开工到落地的办结效率，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让民营资本能投资、愿投资、敢投资。

最后，加大要素保障。敦促各地细化优化已出台的“稳投资”政策措施，切实推动好的政策落地见效，帮助民间投资打通物流、资金流、用工、用能、用地等方面的堵点断点，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确保民间投资能见效、有回报。

保就业增收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扩大消费根本是促进就业

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表示，就业是居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居民产生消费意愿、改善消费能力、促进消费行为的强大支撑。

“当前，工资性收入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依靠工资性收入的消费人群占绝对主体。从实地调研和宏观数据看，单纯依靠财产性收入或其他收入进行消费的人群比例总体上只占一小部分。”在冯文猛看来，只有劳动者有稳定工作，有稳定收入，才能放心进行消费。“从这一角度看，稳定和扩大就业，对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而言意义重大。”

展望2021年就业形势，冯文猛用“谨慎乐观”一词来形容。“乐观”主要是受益于经济基本面企稳向好，加之“稳就业”“保就业”等一系列积极举措，就业率有望保持在相对可以接受的合理区间。同时，一系列释放改革红利的举措有望在今年进一步出台，也将对就业形成有力支持。

“谨慎”则是考虑到存在一些对就业不利的因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劳动力供给仍处高位，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就业形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重点就业群体方面，2021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超过900万人，加上2020年未实现充分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群体无疑将进一步增加就业总量压力。对农民工就业群体来说，在技术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招工难”和“就业难”现象持续并存，“人岗不匹配”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这一老问题愈加突出。

如何实现稳定就业与促进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

冯文猛表示，一方面，要在坚持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进一步针对需求侧进行改革，尤其是要打通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堵点，实现供需平衡，从而加快促进各类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发展，以期涌现出更多新就业形态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六稳”“六保”的基础上，要通过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建设，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升更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冯文猛建议，要通过加快完善社保、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政策等，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尤其是稳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从而为扩大消费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