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经贸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数据是最有力的注脚：今年前8个月，中国对美进出口额达4008.4亿美元，同比增长5.5%。在关税壁垒尚未完全拆除的背景下，这份韧性来之不易，背后是两国产业结构的深层互补。着眼长远，中美经贸合作仍有可观的增量空间。

投资领域同样相互交融。美企在华累计投资额已突破1.2万亿美元；而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两国企业层面的投资联系仍然深厚。2026年5月，中美双方同意成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更加稳定、专业、可持续的沟通平台。

展望前路，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不会改变。相向而行、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既是两国企业和人民的共同期待，也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

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将为构建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标注新的历史方位。

今年前8个月，中国对美进出口额达4008.4亿美元，同比增长5.5%。双边贸易同比增速自4月份由负转正以来，至8月已连续5个月保持增势，单月贸易规模均稳定在500亿美元以上。

在关税壁垒尚未被完全拆除的背景下，这一回升态势足见中美贸易的深层韧性。其背后，是两国产业的结构性互补。贸易往来从来不是单向流动，而是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共享其利的双向循环。持续挖掘双边贸易潜力，既能稳定产供链预期，也能让双方共同利益不断累积，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筑牢经贸根基。

结构性互补支撑深层韧性

关税措施多轮博弈性调整、“脱钩”论调反复出现，中美贸易却并未单向收缩的走势，这提示我们：政策可以扰动贸易的流速，却难改它的流向。

“经历阶段性波动后，今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已连续5个月呈恢复性增长态势，主要受机电产品、集成电路等中间品及资本品拉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告诉记者，这种结构性互补与政治层面的“脱钩”诉求形成鲜明反差——一边是“低储蓄、高消费”模式使美国难以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一边是专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也需从美国进口上游资源与关键零部件。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8月，中国对美出口的农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塑料制品、手机、玩具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期自美进口中，集成电路同比增长94.6%，航空器零部件同比增长35.1%，基本有机化学品同比增长43.5%。

“中美经贸关系仍具较强内生韧性，市场需求并未因政策摩擦而消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蓝庆新认为，这份韧性来自三方面：两国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美国市场对具价格和供给优势的消费品、中间品和机电产品需求较强，中国市场对农产品、能源及部分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需求持续；双方产业分工差异明显，中国优势在于完整制造业体系与供应链配套，美国在农业、能源、部分高技术产品和专业服务领域竞争力较强；三是成熟供应链的调整和替代成本高，产业配套、生产效率、物流体系与长期商业关系短期内难以被完全替代。

蓝庆新表示，贸易结构的互补更多体现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并不完全重合，双方在生产制造、技术服务、消费市场等环节各擅胜场，决定了双边经贸关系难以被政策轻易拆解。”与此同时，随着双方产业结构升级与供应链多元布局的推进，经贸的互补形式也在调整：中美直接贸易占比可能出现波动，但两国在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的联系反而将不断拓展深化。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用脚投票’最能反映经贸关系的真实温度。超7万家美企在华经营，且美国企业在进博会的参展面积连续7年居首。这种基于比较优势和互利共赢的市场选择，构成了中美经贸关系最坚实的‘压舱石’，远比政治话语更具说服力。”张建平说。

结构性调整后的“再平衡”

近年来，伴随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两国市场多元化发展，叠加关税等经贸政策因素，中美贸易结构持续调整。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关系到对中美经贸关系本质的判断。

对此，经济学人智库高级经济学家徐天辰强调，近年来，双边贸易数据“降温”更多反映的是供应链路径改变，而非经济联系消失，两大经济体的分工合作是互利的。

蓝庆新指出，中美贸易的互利基础确实在变，但变化更多表现为互利方式的重塑。中美各自的市场多元化恰恰为新一轮互利合作创造了空间。与此同时，在数据变动的表象下，中美贸易对美国消费者与企业的实质性贡献也被外界低估了。

“中国商品凭借较强的性价比直接压低了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利好尤为明显；中国对美出口的中间品和零部件也有助于降低美国企业生产成本并最终传导至消费端。”蓝庆新提醒，全球供应链调整下两国经济联系的复杂度在提升，仅凭双边贸易额变化便得出“依存度降温”的判断，容易忽视中美贸易在压低生活成本、丰富消费选择、摊薄企业投入等方面的实际福利。

徐天辰也注意到，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通胀压力迟迟未见明显缓解，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选民在民调中最关切的议题。中国高性价比消费品对缓解通胀压力的积极作用再次受到关注。

除货物贸易外，中美经贸合作仍有可观的增量空间。受访专家表示，农产品、民用航空等传统领域的增长潜力仍然广阔，教育、旅游、专业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服务贸易领域更具增长前景。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更倚重人员往来、企业协作和长期商业关系的积累，其规模扩大既能形成新的贸易增长点，也有助于在两国经济社会层面建立更稳定的联系。

新格局下的互利内涵升维

新格局下，中美经贸关系中“互利”内涵是否需要从“规模互补”转向“规则协调与市场开放对等”？受访专家普遍给出肯定答案，且认为应在传统互补基础上形成更加稳定的制度性互利。

蓝庆新给出三方面理由。第一，随着经贸联系深化，双方对规则确定性的要求也在提高。中美经贸往来已延伸至服务、投资、供应链和技术等领域，企业跨境投资布局具有长期性，规则频繁变化会增加交易成本和决策风险。第二，市场开放需要公平的准入环境，双边贸易规模已达较大体量，企业更关注市场准入、监管标准与竞争条件，未来的互利要体现为企业获得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市场机会。第三，规则协调本身能降低经贸摩擦成本，若双方能通过常态化磋商在关税、市场准入和监管规则等方面形成稳定预期，就能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成本。

“对等降税框架的探索，正是这种新互利模式的制度雏形。”张建平认为，这一安排在试图改变过去略显被动的危机式应对模式，依托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将中美经贸磋商转向“机制化管理”，降低了政策突变的概率，为企业提供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次降税是检验双方能否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实际成果的重要起点，但中美经贸关系的全面改善仍需美方取消更多不合理限制，双方相向而行。”

徐天辰也表示，对等降税是一个好的示范，期待能将相关尝试扩大到服务贸易、投资乃至其他领域。“中美并非不竞争，而是要管理竞争，这就要求对限制性领域明确划定边界，对开放性领域维持可预期的市场规则。”

从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到连续5个月增长，从货物贸易的修复性回补到服务贸易的增量空间，从市场主体的持续深耕到对等降税框架的探索，中美经贸关系的韧性有着多重支撑。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基本面不会改变，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是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正确选择。